欢迎您访问本网站!您是第3517119位访问者!

专访莫言:"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

发布时间:2012-11-07    

我写了我个人的痛苦,我写了我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我写了我一个人的感受,那么很可能这就会具有普遍的意义,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他自19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多是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故事。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莫言,他“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

随着莫言的获奖,国内媒体和网络掀起了一阵狂欢,书店内外不时传来莫言小说脱销的消息,身在高密老家的莫言成了备受聚光灯炙烤的人物,人们关注起他的750万奖金能否在北京买套房,他的作品能否选入中学教材,以及重新争议几个月前的手抄“延安座谈”事件。对此,莫言冷静地说:“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还说“莫言热”现象“估计有一个月就会过去了吧,甚至更短”。

诚然,时代呼吁好的文学,时代需要好的作家,作家的价值离不开作品,如果撇开小说家创作出来的作品,直接唐突地让他对现实、对政治表态,无异于舍本求末。要了解一名小说家的内心世界,没有比阅读其作品更好的途径。

1981年发表第一篇《春夜雨霏霏》以来,莫言,这位来自山东高密的作家,一次次开拓中国农村社会叙事的广度和深度,从早期的《红高粱》到《生死疲劳》、《蛙》的历程中,一条对作品文艺标准孜孜追求的轨迹清晰可见。

我们不禁感叹,“一张邮票大小”的高密东北乡究竟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恢弘故事,这位来源乡土的作家是如何开启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些故事来自何处,如何产生?小说家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的想象有多大的距离?

十年的时间,《方圆》记者曾多次跟访莫言,并独家报道过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山东之行和莫言的北海道之旅,特此将十万余字的采访笔记整理为访谈录,带领读者走近莫言及其作品。

故乡是想象的起点

《方圆》: 你是怎么从经验中挖掘创作题材的?

莫言: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东西写,我看报纸听广播,到处收集素材,发现什么都不好;我曾在部队还当过保密员,甚至想从保密文件里找到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东西写进小说,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

到了1984年,我写了篇小说《秋水》,文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出现了河,出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水,我一下子感到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水》之后,还有一篇《白狗秋千架》的小说,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河流。《秋水》写出来以后投了三家刊物都没人发表,后来发在河南的一家很小的刊物上,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好,说很有意思。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你们还说好,我觉得我一下子打开了通往小说宝库的大门,我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闸门一开,河流滚滚而来。

《方圆》: 你的作品大多以山东高密老家为背景,其中的人物、场景、习俗在山东半岛农村随处可见,这种强烈的地域化写作有什么优势?

莫言:地域化可能是作品成为伟大作品的条件。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比如福克纳的系列小说反映美国南部农村生活,马尔克斯小说的背景是拉丁美洲北部的小城镇。作家的写作永远不可能摆脱故乡对他的影响。山东高密是我的故乡,上海滩是王安忆的故乡,北京地坛周围的那一片是史铁生的故乡。

所以,作家写作时没有必要去回避故乡,而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从故乡的资源里去寻找写作的素材与灵感。作家的许多人生观、道德价值观都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的经验是刻骨铭心的,触及灵魂的,是能够影响他的后半世的。

我早期作品里写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者说有许多人物都是我的大爷大娘大婶子,小说语言里面也使用了大量的高密东北乡的方言。当然,我们写作时也没有必要完全局限于故乡经验,认为只有经历过的只有存在的才可以写,这会大大限制你写作的宽度和深度。许多发生在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事件都可以往你的故乡“移植”。

故乡只是一个想象的起点,需要我们不断去超越。在想象的基础上,我们的故乡是无边的开放的,是可以让你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的。

《方圆》: 你从什么时候起有意识地运用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着力描写高密东北乡?

莫言: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是在创作《白狗秋千架》时。这部小说在写作的时候受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因为我在阅读他的《雪国》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说日本秋田这个地方出产一种黑色的大狗,站在河边的石头上伸出舌头舔着河里的热水。我的灵感突然产生了,他写的那个黑狗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白狗,原产于高密东北乡的全身雪白的大狗,流传数代以后已经没有很纯的种了,即便白狗身上也带着一块黑色的杂毛。

《雪国》这句话确定了《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写作的腔调,而且我下意识地把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在小说里写出来了,此后在我很多的小说里高密东北乡成了我专用的地理名称,我的所有小说都放在这个环境中。

它已不完全是地理上的概念,已经是一个文学的王国,在这里我开创一切。这里面的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在少年时期游戏的过程中,从秋千架上掉下来,跌落在一丛灌木里把眼睛扎伤了。他们俩从小是青梅竹马,女的变成了残疾,男的后来离开了乡村,到了城市有了很好的前途,显然就和农村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社会地位上已经很不平等。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肯定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后这个姑娘只好嫁给了一个哑巴生下了三个哑巴孩子。这是知识分子回乡的一个很古老的小说模子,知识分子从城市回乡村,用现代文明人的观点视角观照农村的现实生活,回忆起他过去的生活来。

中国从五四时开始产生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回乡的小说,叫怀乡小说。从鲁迅的《故乡》开始到沈从文。《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带着浓重的童话色彩,是从儿童的视角写的,和《白狗秋千架》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个成人的视角,所以这两部小说在叙述和思想方面区别都比较大,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出现了眼睛有残疾的女人,都是出现了意外的事故导致了美丽的东西被毁灭了的现实。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共同点,说明写作当中是有潜意识的,可能要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分析没准会发现一些东西。

《方圆》: 你童年的哪些经验对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帮助?

莫言:说到少年,肯定与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分别是胶县、高密、平度。我父辈生活的村叫大栏。六十年代的时候,那里水特别大,那时候我六七岁,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就是水,我家后窗一推开,就能看到河水滚滚东去。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比我们家的屋顶还高,但凡有劳动力的人都在河堤上抱着被子、抱着墙上搬下来的砖头,甚至抱着葫芦,随时准备往出现了缺口的地方补。

我站在我们家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既恐怖又感到壮观。再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周围的河流边田野里成千上万的青蛙在一起叫,震耳欲聋完全是青蛙的大合唱。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围绕着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我与河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河水不单为我们提供了食物,而且后来也给我提供了文学灵感。有河的地方肯定是应该产生文明的地方,也应该是产生文学的地方。紧接着河流的地方是草原和荒地,《透明的红萝卜》也与河流有关,其实也就是因为河水太大了,为了保卫村庄,就在河的对岸——对岸是一片洼地修了一个滞洪闸,在河堤上修了几十个涵洞然后用闸闸住,平常河面很矮的时候就让它沿着河床往前流,一旦河水涨到要威胁村庄安全的时候就把闸门拉起来让洪水流到荒地里去,这就减轻了河堤的压力保卫了村庄。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在滞洪闸上当过小工,那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五十个村庄里每一个挑那么三五个人,集中起来有三百人左右。住在桥洞里面,每天拉来石头修建滞洪闸。需要用铁钻把石头刨成平面,需要一个铁匠,我就在一个铁匠师傅那里做小工,他打铁我给他拉风箱,烧那个铁钻。那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

几十年以后当我写完《透明的红萝卜》,回到家乡去看那个涵洞,我发现这个涵洞和我记忆中的涵洞不是一回事了,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涵洞很高大,是一个宏伟的建筑,当我故地重游才发现涵洞这么矮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顶。所以我想童年记忆里的很多事物都放大了,所以童年的记忆如果用真实来衡量是不可靠的,但从文字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说,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寻找他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小说中的故乡和我现实中的故乡差别已经很大了,我小说里的故乡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现在的,而是我想象中的生活。

《方圆》: 当代很多作家都在农村生活过,比如说当初响应“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你认为他们笔下的农村和你小说里的农村有什么区别?

莫言:中国确实有一个知青作家群体,他们就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从北京、上海等地下放到农村,我们村里有很多青岛下放的知青。这些知青里面有一部分后来开始写作,也写农村生活,我后来认真比较了一下,我跟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知青作家写的农村是生活的表象,他们在农村确实也吃不饱,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感受到的物质生活的贫困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可以把农村生活也写得凄凄惨惨的,但他们不了解农民的思维方法,因为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城市里的孩子,在城里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才下到农村,眼下的生活和他过去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我们生来就在这个地方,没有见过外面繁华的世界,所以我们本身也没感到生活有多么痛苦,所以即使我在小说里写痛苦,但里面还是有一种狂欢的热闹的精神。

知青作家他们可能就体会不到这一点,他们好比从天堂一下子坠入到地狱,苦得不能再苦,已经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再就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还是城市人的思维方法,甚至是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思维方法,我们完全是农民的思维方法。比如我看到一个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碰到一件事物,他们会怎么想,我很清楚。六十年代天天下雨,农民看见今天又下雨很焦虑,会想南边那块玉米地要涝了,那我今年年底可能要没饭吃,生产队的粮食就会分得很少。

知青就不会这样,他一看下雨就会特别高兴,今天又可以不要出工了,又可以在家里玩。我跟知青作家的区别在于,我了解农民,我知道农民碰到某一个事物他会怎么想。

(原标题:专访莫言:"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新民大街1162号

邮政编码:130021

咨询电话:(0431)85672090 85648753

邮箱:jlstsguan@sina.com

Copyright © 2012-2015

吉林省图书馆 版权所有

备案/许可证号 吉ICP备05000296号

关注吉林省数字阅读联盟:

建议使用1024*768分辨率,IE5.0以上版本浏览器访问本网站